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十五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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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与改革三年行动的里程碑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国企改革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年）的圆满收官以及2023年启动的“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监管体制及经营活力发生了深层次变革。
1.1 资产规模与经济贡献
截至2023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已达371.9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显著。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夯实，特别是在能源保供（承担约80%原油、70%天然气、60%电力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及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制度建设与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定型。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建立董事会，“应建尽建”全面完成，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制度设计有效打破了内部人控制，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
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党建入章”全面覆盖，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成为刚性程序，明确了权责边界，确保了国家战略在企业层面的执行力。
市场化经营机制突破。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各级国企全面推开，覆盖超过8万户企业、22万人。这标志着国企干部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实质性转变，打破了传统的“铁交椅”。
1.3 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
“十四五”期间，国有资本加速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通过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央企数量虽有减少，但单体竞争力和产业控制力显著增强。例如，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的重组、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的整合，以及稀土、物流、矿产资源等领域的专业化集团组建，有效解决了同质化竞争和资源分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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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的双轮驱动
当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再满足于表层的建章立制，而是转向深层次的机制变革和功能重塑。
2.1 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纵深推进
监管职能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国资委的监管重心从审批具体经营事项，转向以管资本为主，重点关注资本布局、资本运作回报及资本安全。
组建和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授权放权力度加大，通过基金化运作（如国调基金、国风投基金）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2.2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全面渗透
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国企的“选修课”，而是“必修课”。众多央企将“数字化”确立为年度核心战略，不仅在管理层面建设“智慧国资”监管平台，更在生产层面推动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国企正在探索数据要素的资产化路径，组建数字科技公司，挖掘数据资产价值，这将成为未来国企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新动力。
2.3 “一利五率”考核体系的导向变革
国资委优化了央企考核指标，确立了“一利五率”体系（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
用“净资产收益率”替代“净利润”，用“营业现金比率”替代“营业收入利润率”，这明确释放了不仅要重规模，更要重质量、重现金流、重实际回报的信号，旨在遏制盲目规模扩张和虚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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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瓶颈与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
尽管改革成效显著，但中国国有企业在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的进程中仍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3.1 核心技术“卡脖子”与原始创新不足
这是当前国企面临的最大痛点。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等领域，部分国企仍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
虽然研发投入强度在提升，但容错机制不完善、科研人员激励不够灵活，导致“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国企往往更擅长工程化应用和集成创新，而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能力相对匮乏。
3.2 效率与活力的结构性短板
与庞大的资产规模相比，部分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大量低效、无效资产仍在通过借新还旧维持，挤占了信贷资源。
尽管推行了契约化管理，但在实际执行中，部分企业仍存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增不能减”的隐性阻力。行政指令有时会干扰市场化决策，导致资源配置扭曲。
3.3 竞争中性与国际化阻力
民营企业和国际社会对国企在信贷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隐性优势仍有诟病。如何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在保障国家战略的同时不挤出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的平衡难题。
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企海外资产面临的监管审查趋严（如欧盟的反补贴调查、美国的投资禁令），“走出去”的风险成本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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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混合所有制的战略窗口
挑战之中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推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
4.1 “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新质生产力”是国企未来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国家明确要求国资央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这为国企提供了巨大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使其有机会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
国企被赋予了新型举国体制下的“链长”角色。通过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民企资源，国企有望在攻克关键技术中获得技术溢价和产业链控制权。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迭代升级
混改已进入从“混资本”到“改机制”的深水区。不仅是民资入股国企，国企参股高科技民企（“反向混改”）也成为趋势。这种模式可以结合国企的资本/市场优势与民企的机制/创新优势，特别是在新能源、芯片等高风险高回报领域。
利用REITs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推动子公司分拆上市，为国企提供了优化资产负债表、提升估值的金融工具。
4.3 绿色低碳转型的先发优势
在“双碳”目标下，能源、制造类国企拥有巨大的转型红利。国企在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碳捕集技术（CCUS）、绿色金融等领域拥有资金厚度和政策执行力，有望成为绿色产业链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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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展望预测
“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国企改革将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功能性和战略性特征。
5.1 总体目标：建设世界一流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预计“十五五”规划将不再单纯强调资产规模增长，而是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增加值”（EVA）作为核心考核指标。目标是培育一批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技术、品牌、治理水平上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5.2 核心主线：新质生产力与安全底线
科技创新将是“第一工程”： 预计“十五五”将出台更激进的研发激励政策，如对基础研究投入在考核中加倍视同利润。国企将全面转向“价值创造型”增长。
安全与发展并重：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国企将被进一步强化其在粮食、能源、资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安全保障功能。国资布局将更加向“安全链”集中。
5.3 改革路径预测
差异化监管升级。对商业一类（充分竞争）、商业二类（战略支撑）、公益类企业的分类考核将更加精准。竞争类国企将彻底市场化，甚至面临更严格的优胜劣汰；功能类国企将强化其公共服务和战略保障职能。
人才机制的彻底松绑。为适应高科技竞争，预计将在科研人员持股、超额利润分享、职业经理人制度上通过特殊授权进行更大尺度的突破，打破薪酬“天花板”。
重组整合常态化。央企之间、央地之间、乃至跨区域的地方国企之间的重组将持续活跃。特别是在数据、物流、环保等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或网络效应的领域，将诞生更多巨头型平台企业。
5.4 结论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的中国国企改革，将是一场以“科技创新”为矛、以“体制机制”为盾的深刻变革。国企将试图在保持国家控制力与提升市场竞争力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对于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而言，关注那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早、治理机制市场化程度高、具备核心技术壁垒的国有企业，将是把握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脉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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