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升的势能】：聚焦2026年全国两会,中国战略开启新篇

2026-03-05 00:00:00

文章转载自"北大纵横"

6938字 | 14分钟阅读

摘要：

在宏观经济周期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历史坐标系中，2026年具有无可替代的锚定意义。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全国两会释放的核心信号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绝对临界点。深入剖析各项政策部署，决策层正在系统性地引导国家经济底层逻辑发生根本性转移，即从深度依赖“土地财政”与“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全面转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跃升”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冷战后最为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面临显著下行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内部经济运行呈现出结构性的“K型”特征：以高技术制造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经济与供给侧表现强劲，而传统旧经济与内需侧则相对疲软，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仍处于承压修复阶段。面对内部需求分化与外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抵御传统“内卷式”竞争导致的利润压缩，以及如何在宏观换挡期平稳跨越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

然而，最深远的战略机遇同样孕育于此等剧变之中。在超长周期的视角下，人类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智能文明的“海啸级”跃迁。凭借世界级的超大规模市场、前瞻性的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初具规模的国家级算力网络，中国正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引擎，试图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配规则，并确立自身在这场文明转型中的引领者地位。

对于头部企业而言，2026年的战略核心已不再是单纯的市场份额争夺，而是必须在宏观经济换挡期果断采取行动。企业亟需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优化与资本纪律的重塑，实施组织架构的AI原生化改造，并在全球化面临割裂的新格局下，利用政策红利进行具备高度合规性与技术溢价的全球化供应链重构。只有深刻洞察这三重周期的叠加共振，企业方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确立不可撼动的战略坐标。

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底层逻辑

2026年全国两会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坐标意义，它不仅是制定年度宏观经济目标的例行会议，更是锚定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周期发展底座的战略大会。本次两会的核心重头戏是审查和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这直接关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夯实基础。

从经济发展的大周期来看，如果说“十四五”时期是解决基础建设与核心技术“有没有”的阶段，那么“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转入必须拉起机头、冲破阻力的“爬升”阶段。起飞阶段必须有强劲的新引擎来防止“失速”，这使得本次两会在新旧动能转换上具有不容有失的破局意义。本次两会的核心议程与重点部署集中在四大维度：一是设定务实且高质量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CPI、赤字率及就业等）；二是全面部署“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抢占文明跃迁的地缘战略制高点；三是出台扩内需战略与“投资于人”的体制改革；四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反内卷”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化。

1. 宏观目标设定的务实转向与质量溢价

“十五五”规划承载着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基础的历史使命。按照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2万美元以上）的远景目标进行倒推测算，“十五五”与“十六五”时期GDP需要保持年均约4.17%的增长中枢。在经历“十四五”期间的结构性调整后，2026年的全国GDP增速目标被市场普遍预期设定在4.5%至5.0%的务实区间。这一区间的设定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既能有效衔接前期目标，提振社会预期与市场信心，又为应对外部地缘冲击、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培育新质生产力预留了至关重要的政策弹性空间，坚决避免因过度刺激而积累新的结构性风险。

为了支撑这一高质量的增长目标，宏观调控范式正在发生显著异动，呈现出“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并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设计的协同。在财政政策方面，战略重心从传统的“基建托底”全面转向“促新”与“投资于人”。预计预算赤字率将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叠加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地方专项债的发行，构成了规模庞大的政府债券净发行盘子。资金流向发生了结构性偏移，重点向国家战略安全、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教育、医疗、生育、养老等民生保障领域倾斜，旨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间接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构建“消费升级牵引、有效投资支撑”的内生增长机制。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摒弃了“大水漫灌”的粗放模式，采取“精准滴灌”的结构性调控基调。通过综合运用降准（预计幅度在50BP左右）与结构性降息（下调LPR报价），货币政策精准靶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及设备更新等重点领域。这一举措的核心目的在于破解当前企业微观层面资产回报率与贷款利率倒挂的投资激励困境，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2. 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旧动能转换扫清障碍

从“十四五”向“十五五”的跨越，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深层次变革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经济运行中呈现的“K型”分化态势，要求必须依靠深度的体制机制改革来破除旧动能的路径依赖。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深度推进与“反内卷”机制的制度化，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核心抓手。政策端明确提出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通过修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价格法》，将“内卷式”恶性竞争的治理从去年的“综合整治”迈入“深入整治”阶段。这旨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的价格战红海，转向以技术创新、品牌塑造和服务升级为核心的价值战蓝海。

此外，“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深入实施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与协同发展。通过持续优化“两新”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落地机制，将短期的财政补贴转化为长期的制度性支撑，以此加速落后产能的市场化出清，并推动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深度改造。这种体制机制的“解绑”，为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3. 新质生产力：推动宏观经济“起飞攀升”的核心引擎

如果将中国式现代化比作一架正在加速的巨型客机，“十四五”时期是解决基础建设与核心技术“有没有”的问题，属于在跑道上的“蓄力滑行”；而“十五五”时期则进入了必须拉起机头、实现重力突破的“起飞攀升”关键阶段。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飞行阶段，传统动能（如旧有房地产模式与低端低效制造）的推力正在不可逆地衰减，中国经济必须依赖“新质生产力”这一强劲的新引擎来防止“空中失速”。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单点迭代，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性、革命性跃升。在2026年的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中，产业体系的构建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三段式”战略布局：

第一，传统产业的升维与底盘稳固。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产业依然占据制造业基本盘的80%，是保就业与稳增长的基础。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绝非简单的“喜新厌旧”。政策着力于利用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实施全产业链的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确保旧引擎在平稳降速的同时不发生骤停。

第二，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壮大。面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链主”企业牵头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生态。通过多模态感知、智能协同控制等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增量支撑。

第三，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锚定与技术领跑。在量子信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及6G网络等前沿赛道，中国正在果断踩下“第一脚油门”。政策引导资金与人才向这些能够决定未来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领域倾斜，力图实现从“0到1”的底层原始创新突破，彻底改变过去以“追赶”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确立“并跑”乃至“领跑”的先发优势。

文明转型的中国坐标：AI与数字智能时代的国家战略

在更宏大的百年历史跨度上审视，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分水岭，经历着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智能文明的根本性跃迁。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演进，而是重塑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海啸级”文明更迭。在这场浩大的文明转型中，人工智能（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PT），正在驱动生产力三要素发生全方位的质变。中国正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与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布局，确立其在数字智能文明时代的领航坐标。

1. 生产力三要素的系统性跃迁与“人工智能+”战略

数字智能文明的到来，彻底颠覆了工业时代的生产逻辑：

●劳动者的蜕变：从传统的体力执行者、流水线工人，大规模转向“创新型”劳动者。人类的职能更多地聚焦于算法设计、系统管理、复杂决策与情感价值创造，成为驾驭智能机器的“指挥官”。

●劳动工具的升维：从机械化、自动化设备，跃升为具备感知、推理与自主决策能力的“数字智能平台”及具身智能体（Embodied AI）。工具不再是人类指令的被动执行者，而是能够与人类协同共创的硅基劳动力。

●劳动对象的拓展：由传统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钢铁）全面拓展至“数据要素”。海量的数据成为数字智能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与驱动创新的“新石油”。

为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国务院已作出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的重大部署，明确提出要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AI战略已经跨越了底层通用大模型（LLMs）的单纯算力比拼阶段，全面进入以垂直行业模型（DSLMs）和多智能体系统（MAS）为代表的产业纵深落地期。

在先进制造业，通过构建工业智能体创新中心，研发具备环境感知与动态适应能力的工业智能体，AI正在重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供应链管理的全流程。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AI酶进化实验室”将药物研发的试错周期从数月大幅压缩至数周，实现了从“经验试错”向“精准生成”的范式转变；在农业领域，“养猪大模型”正引领传统养殖业向现代化、智能化大型工业转型。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极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更在全球供应链中构筑了极高的技术壁垒。

2. 算力网络与数据要素：数字文明的新型基础设施

算力与数据，构成了数字智能文明的“电力”与“矿藏”。中国在这两大领域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布局，展现了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

国家级一体化算力网的成型：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机架总规模已突破1250万标准机架，智能算力规模跃升至1053 EFLOPS，通算、智算、超算多元协同的宏大格局已然成型。2026年，算力网络的发展正式迈入“质效双升”的新阶段。国家层面正加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控调度平台的建设，打破算力壁垒，构建“算力流通高速路”，实现从单纯的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绿色低碳及软硬协同的高效服务转化。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全面深化：2026年被明确界定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数据局围绕数字中国建设主线，部署了极具野心的战略任务。一方面，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完善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落地举措。另一方面，深入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在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领域全面打通数据壁垒。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推动满足条件的数据资源进行会计处理，正式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这标志着数据资产化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在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端，国家实施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设定了在2026年底前形成一批具备国际影响力、满足“AI Ready”标准、能够有效训练先进模型并解决行业痛点的标杆型数据集的宏伟目标。通过这种高质量的数据供给，中国正试图在全球AI算法的迭代竞赛中占据数据质量与规模的双重制高点。

3. 重塑全球产业链与国际规则的地缘战略定位

在全球数字文明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绝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地缘战略布局。面对西方部分国家在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等领域的技术封锁与极限施压，中国正凭借庞大的内部市场、海量的数据资源以及完整的工业门类，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政策明确提出，要统筹深化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新模式。通过打造自主可控的工业软件体系、建立开源与商业互补的算力应用生态，中国正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一条具有强大韧性的“数字供应链”。这不仅能够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变乱交织”与“脱钩断链”风险，更使得中国从过去被动的全球化参与者，逐步转变为数字贸易、AI伦理规范以及跨境数据流通等全新国际规则的重要引领者和制定者。

结语：拥抱爬升期的颠簸与壮阔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2026年，作为中国经济在“十五五”恢弘蓝图上起飞爬升的元年，注定不会是一场风平浪静、平坦顺遂的直线巡航。在这个从旧有的债务与规模驱动模式，向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进行刚性切换的过程中，动能转换的体制摩擦、资产重估的阵痛传导，以及外部地缘政治风暴的冲击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给宏观经济与微观体感带来剧烈的颠簸与气流扰动。

然而，正是这种爬升期的剧烈颠簸，孕育着文明跃迁与产业生态重构的宏大历史契机。商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真正伟大的企业，往往不是在顺境中随波逐流，而是诞生并蜕变于宏观范式的剧烈转换之中。在这个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智能文明跨越的浩瀚航程里，外部的风向与洋流或许变幻莫测、无法掌控，但企业内部战略的锚点是否坚定、执行的精度是否达标，却完全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意志与远见。

当人工智能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生产关系的底层逻辑，当海量的数据要素正式成为驱动新经济运转的源动力，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不可逆转地驶入深水区，唯有坚持战略定力、秉持长期主义价值观、敢于以技术创新无情颠覆自我传统框架的开拓者，方能成功跨越这场历史性的山海。拥抱颠簸，方见壮阔；在2026年及更远的未来，这些坚韧的先行者必将在全球商业生态的新纪元中，刻下属于自己的璀璨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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