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后，我竟然松了一口气“：成年人要赚多少钱，才敢回家过年？

2021年就地过年，几家欢喜几家忧。

原本还为回家焦虑的同事阿绫立马就舒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省下一笔巨款了！”

阿绫是公司出了名的抠门主义，最喜欢去十三行批发市场淘衣服，就连包包也都是5块钱一个的帆布袋子，但凡超过20块钱的消费她都嚷嚷着贵。

但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阿绫一点都不敢抠门，每年都要花一两万买名牌衣服、鞋子、包包，看上去就像一个不缺钱花的富婆。

阿绫将这笔钱称之为“身份税”，能够证明自己在大城市混得还不错。

六年前，阿绫不顾所有反对只身一人来广州打拼，住过城中村、穿过地摊货，尽管一直都是勤勤恳恳、抠抠搜搜，但依旧活成了一个透明的路人甲乙丙丁。

正因为如此，穿着朴素、花钱小气的她成了亲朋好友重点关心对象。

一听阿绫吐出“身份税”三个字，周围同事立马纷纷点头应和，都说自己每次过年前也都得缴纳这笔巨款。

我想，这应该就是很多人生存的现状，为自己的不如意焦虑着，生怕在集体的审视中暴露自己的不堪，宁愿打肿脸充胖子缴着高价的“身份税”，也不愿被别人轻视、不认可。

临近春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身份税”。

身份税，顾名思义就是花钱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价值。

明明每个人赚钱都不易，为什么大家还都乐此不疲地在缴纳着动辄上万的“身份税”？

说白了，还是这功利社会的价值观所导致的。

在电影《猫鼠游戏》中，一个穷光蛋穿上质地精良的衣装就立马摇身一变成上流人士，明明手里拿着是自制的假币，都丝毫没有人去怀疑，都觉得这么有钱的绅士怎么会造假。

不得不承认，人们总会将一些美好的品质放在有钱人身上，而将卑劣的行为按在穷人身上。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真人实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找来一个6岁的小演员，让她独自走上街头看看路人的态度。

如所有人预期的那样，当小姑娘穿着漂亮的小洋装时，路人纷纷侧目上前询问她是不是跟家人走散了，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乐观，还夸她像一个小天使。

而当小姑娘把洋装脱去，穿上脏兮兮的旧衣服时，路人的态度立马就变了，他们不但皱着眉看她，甚至还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小偷，想要趁大人不注意去偷钱。

是不是很讽刺，明明同一个人，只因为穿衣打扮的不同就立马从小天使变成了小偷。

这一切，也正是为什么有的人在努力自证的原因。

相比较智慧、体魄、勇气、才干等等优势，我们获得尊重的原因肤浅到了一切的吃穿用度，只有身上的logo能证明我们是谁。

一个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人，哪怕脑子全是浆糊、哪怕心都黑成碳，依然能收获一堆称赞。

而一个诚实能干的人，只因为口袋空空就很容易而被人轻视。

在如今这势利的氛围中，又有谁能拒缴身份税呢？

没人愿意活成一座孤岛，寻求认可与尊重是从娘胎就有的本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福塞尔就讽刺过这样一种现象——缴纳“身份税”最多的人恰恰就是普通人，既不会富得流油，又不穷到寒酸。

因为其他两者都没有必要自证身份，一个哪怕穿地摊货都能被夸上天，另一个就算穿正品也只会被当成高仿。

只有夹在中间的普通人，迫切地需要“身份税”自我证明着。

然而，事与愿违，身份税永远只是一剂缓解疼痛的阿司匹林，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越是努力花钱自证的人，越是将自己的不如意暴露无遗。

还记得王曼妮吗？

《三十而已》中那个在上海打拼卖奢侈品的姑娘，一个宁可透支信用卡也要缴纳“身份税”的人。

然而，尽管她能舍得花重金打造自己的衣着、包包、配饰，可是在外人眼里看来不过就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与富二代“海王”第一次见面时，看到王曼妮在鞋底贴的胶，他就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在努力向有钱阶级往上爬的人，是一个买得起奢侈品却用不起它的人。

福塞尔就曾戏谑地评价这一群体：“让我们辨认出他们的，并非是中等水平的收入，而是他们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

强行融入不属于自己的阶层，哪怕表面做得再好，也会一不小心就露出破绽。

最后在别人看来，只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哪怕靠着“身份税”获得了短暂的认可，但后续的维护费却只会水涨船高。

梁文道曾分析过日本经济泡沫时代的年轻人，那时的日本，上层社会都流行打高尔夫球，那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于是，年轻人纷纷开始入坑买高尔夫球杆，哪怕从来没去过高尔夫球场也要买一支，在不经意间让人惊讶于自己的经济实力。

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入坑买高尔夫球杆时，有钱人的身份标签又变成了xxx品牌；

当越来越多人贷款买xxx品牌的高尔夫球杆时，有钱人的身份标签又又变成了其他衍生品……

就这样，在不断的升级换代中，真正的有钱人怒了。

“你们这群打工人还来跟我比？”

于是，富豪们一步到位，直接用起了纯金打造的高尔夫球杆。

靠“身份税”抬高自身价值，这条道路永无止境，在不断强行融入中，只会筛选出真正有实力的人。

哪怕有人心不甘，榨干自己的一切去升级，最后的结果还是沦为陪衬和分母罢了。

10年前，当iPhone4成为有钱的标识时，一个17岁的少年迷乱了。

还在读高中的他根本拿不出4000块钱，于是就找了黑中介用自己的右肾赚了2万块钱，买了最新款的iPhone和iPad。

如今，iPhone都已经成为了街机，根本无人再将它当作身份的识别。

而那个割肾买手机的少年，却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被评为3级伤残，那台风靡一时的手机也都成为了老古董。

不断提高成本赢得的认可与尊重，永远只是暂时的满足，到头来只会变成更高昂的“身份税”。

说实话，真是没必要。

用身份税缓解焦虑，得到的只能是暂时的逃离，只要焦虑还在，就只会变成更高昂的身份税。

身份税的本质，还是对身份的焦虑。

作者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说到：

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担忧着，等级制度的废除、经济不断的发展、让人很难像先辈那样安分地接受父辈传承的地位。

再加上信息的大爆发，打开手机，我们看到的是开着兰博基尼、屯着各色爱马仕、动不动就打飞的去喂鸽子的人。

在这些东西不断的刺激之下，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很多人难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意、生怕别人会担心自己。

曾有网友发帖感慨，说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勇气跟大学舍友聚会。

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来气，全身加起来不过300的衣服都已经穿了很多年，变形的领口、发黄的颜色都出卖了她生活的不富足……

一想到舍友们都比自己过得好，她就不想见任何人了。

“都活成了这样，还有脸见谁？”

可是活得平凡且糟心，这才是人间真相。

两个月前青塔科技发布了“双一流”高校应届生平均薪资，与想象中相差比较大的是，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们，也并没有像大众想象的那样一工作就是一万。

本科毕业生薪资水平大多都集中在6000-8000区间，部分高校研究生月均薪资甚至都会低于6000元。

这就是现实生活，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差多少，别人也没有比我们好过多少，每个人都是在信息的茧房之中，独自焦虑着、苦恼着罢了。

我有一个朋友让我特别佩服，他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愤怒或喜悦，他说因为他对于自己有着正确的认识，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接受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在上初中的时候，他穿了一件上面标着adadis的衣服，尽管有人嘲笑他logo错了，一看就是农村赶集地摊上20块钱的衣服，他也没有脱，第二天上学依旧穿着。

我问他，那时难道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尴尬与难过吗？

他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觉得很有哲理的话：

“那只是一件衣服，它代表不了我。”

这下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不管外界多么浮躁，他总能活得淡定自如。

这都因为他找到了比缴身份税更好的解决方式——与其期待别人的肯定，不如明晰自己内心世界的笃定。

虽然面对身份焦虑之时，身份税可以帮我们解决燃眉之急，但它永远只是一片阿司匹林，不能根治真正的问题。

我们是谁从来不是被工厂批量生产的东西来定义的，而是那些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来决定的。

也许，更多时候，我们缴纳高昂”身份税“所换来的身份与人设，身边的人压根就没有注意。

就像我们问亲戚小孩期末考了多少分，并不是真的关心他的学习，只是没话找话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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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当谈论起身份税的时候，年轻一点的同事说，这就是穷炫耀。但我并不这么觉得，与穷炫耀、假精致相比，这更多是一种被迫无奈的逞强。

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在一个极其功利化的社会里，一个奢侈品加身的人，我们总会自觉地把很多美好的品格赋予在他身上，甚至还会不自觉地降低对他的期待与要求。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看完后有种悲凉的无奈感，当金钱只是能买来豪宅、豪车时，每一个奋斗的普通人并无多大的无奈。

可如今，金钱却能买来尊重、时间甚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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