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ToB行业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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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身处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中美贸易摩擦“炮火”连绵，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央定调共同富裕……这样的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模式将如何进化？企业管理者该如何顺势而行？
来源 / 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作者 / 赵向阳 采访/ 王夏苇
记者：您在新书中提到一个提纲挈领的观点——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曾“以英美为师”，但美国大金融+大科技、经济脱实入虚的发展模式日益凸显弊端，加上贸易战和疫情下全球化倒退等因素，中国有必要借鉴德国、日本的发展模式，“与德日同行”。在您看来，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型正在发生吗？有什么迹象可以供企业参考、判断？赵向阳：这个观点是2019年9月我在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国管理50人论坛”上提出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一周内全网阅读量达到200万左右。总体来说，过去两年里，甚至可以追溯到大概2012年，我对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很多现象一直感到不满，觉得很多行为根本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毁灭价值，是在加速内卷，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我也一直感觉像是在黑暗中独自坚持，内心充满苦闷。2020年10月底，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在“管理50人论坛”的微信群里表达了反对意见，但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直到11月初，出人意料的变化开始了，蚂蚁集团的上市进程被监管机构叫停，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和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调控之手开始行动了。到了12月初，我在一场全国MBA创新创业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标题是“It is a beautiful theory, but perhaps wrong”。总之，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很多现象给我带来了长久的苦闷，直到今年7月初，突然之间，仿佛一下子天亮了！一项又一项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的政策调整接踵而至。一方面是“抑”，是对滴滴的审查、对平台垄断的治理、对教培机构的整顿、对娱乐圈乱象的治理、对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的严控、对房产中介的整顿，比如杭州上线了官方的二手房自主交易平台。一方面是“扬”，表现为国家大力推进“专精特新”，比如：7月27日，在长沙举办的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刘鹤副总理致辞强调“专精特新”；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关于做大做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硬科技、解决“卡脖子”问题，产业链补链强链、补短板锻长板等议题，一下子就蔚然成风。这一系列观念的变革只花了3个月左右，可见中央决心之大，如同雷霆万钧。这可以视为中国的第四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1978年前后的改革开放启动，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三次是2001年中国搞过“双创”，但很遗憾，结果不太理想。不过，这次中国自上而下提出、推动“专精特新”，特别是同时对某些行业、某些大公司进行治理整顿，我觉得中国经济结构快要理顺了，我们终于要走上正道了。在新时代下，创业模式一定会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技术驱动、创新驱动以及高成长型的创业，将能解决更多人就业，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创业呢？不会是那些初出茅庐、纸上谈兵的大学生了，而是那些在传统行业里精耕细作了至少七八年，并且能结合新技术、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工具，走“专精特新”道路的人。另外，随着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等政策提出，我觉得社会创业、公益创业、公益创投等领域一定会有很多机会。我希望有爱心、有理想、有创新能力和行动能力、有公益产品能力和融资能力的社会企业家群体得到大的发展。我理想中的中国，包括有为的有限政府、高效且有节制的市场以及多元化、去政治的第三部门，目前政府和市场太强大了，第三部门发展太弱，客观地说，这不是一个平衡的社会结构。记者：在您看来，德日两国有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关键在于劳资共治。当下很多中国企业遇到了年轻人不进厂，90后、00后不好管，员工摸鱼、抗拒加班等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表明了什么症结？您对企业的劳资关系有何建言？赵向阳：劳资共治的核心落点是利益相关者导向，而非股东利益至上。政治上以及经济学上都会讲共同富裕，翻译成管理学术语就是利益相关者管理，就是说效率和公平要找到动态合理的平衡点。我们可以先看看反例，就是1970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等人提倡的股东利益至上），以及以詹森、麦克林等人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者（主要思想包括有效市场假说、代理理论等），这些学者、这些思想把美国害惨了。今天美国的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甚至国家地位相对衰落、中美对抗，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管理学埋下了祸根。至于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劳资矛盾的症结，我想可以从三个角度解读：如果老板做企业仅仅是为了个人赚钱，把员工都当成赚钱的手段，尽量去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那么员工当然会尽可能地摸鱼、拒绝加班、不好管理。但是，如果老板把企业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有更合理的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分配的机制，那么上述情况一定会减少。房价高企，教育和医疗成本等都太高了，闹得人心惶惶，这样就很少有人愿意在一个企业扎根，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现在国家也在想办法降低各方面的生活压力，让劳动者少点焦虑，尽量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第三，所谓的90后、00后不好管的问题，在我看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一定会发生变迁，从看重世俗、经济利益的价值观，转向追求自我表达、更加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不好管”事实上有两面性，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双干活的手，那当然希望员工听话，但是如果你需要的不仅是一双手，而是一个创新的大脑，那你就得容忍独立精神、自由叛逆。老板需要明白，时代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也会变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年轻一代，不要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记者：德日两国一向被认为是有着长期雇佣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风格，反观我们的就业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35岁危机给很多职场人带来了严重焦虑，甚至被视为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您认为出现这种雇佣倾向的原因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走向？赵向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中国职场最大的毒瘤。第一，残酷的竞争压力。资本强力驱动，希望企业高速成长，尽可能地榨取员工最大剩余价值；第二，部分行业，例如ICT行业，知识更新速度太快。从业者的学习速度跟不上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就更容易出现35岁或者45岁年龄歧视的问题；
第三，劳动力相对过剩。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高达七八百万，就业压力太大，企业有太多的待就业劳动力可供选择。至于内部原因，主要就是企业没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建立长期经营理念，没有营造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都会变老，如果说性别歧视是选择性的，地域歧视是选择性的，残疾人歧视是选择性的，那么年龄歧视就是普遍性的，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职场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晋升高层，成为合伙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到了中年之后，还能变成“斜杠中年”，成功实现职业转型。第二，要让整个社会放慢脚步，至少在心态上要平和一些；第三，企业应该转变经营理念，在用工方式上可以更灵活一些，年龄大的员工可以转岗到公司其他部门，横向流动，企业要把员工当作财富，重视企业内部知识和智慧的传承积累；第五，国家应该做好失业保障的安全垫，这也是给企业减负，能让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但是这样的话，企业也得多交税才行，至少不要偷税漏税。记者：您提到，“每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一个相互耦合和交织在一起的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有系统内的自洽性。”同时，您也认同袁宝华先生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学习方式。的确，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但世上的经验纷繁又复杂，企业家该如何拣选经验，进而耦合、融汇，从而发展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呢？赵向阳：所谓成功经验，从根本上看，要反求诸己，向内而求。向外学习，都是借鉴，而且应该借鉴的是深层逻辑，不要去借鉴表面现象、浅层逻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进行比较学习或者标杆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本国国情、行业特性和企业本身的优劣势等，要明白自己想去哪里，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企业或者个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吸收借鉴，自成一体。管理学中的企业吸收能力理论（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退一步地说，如果你无法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我建议最好采用一种主义，一种思想，一以贯之，学德鲁克也行，学稻盛和夫也行，学“隐形冠军”也行，学阳明心学也行，千万别东一枪，西一枪，最后搞成大拼盘。那些成熟的管理体系，至少内部少一些矛盾性，多一些自洽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与自己价值观最契合的管理体系，“先僵化，再固化，最后再优化”，这也是华为向以IBM为代表的美国优秀企业学习的经验之谈。最后我不轻易建议自创武功，不要在黑暗中摸索，那样失败率太高了。记者：您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是德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而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天下。如今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您认为这是否会成为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推力？赵向阳：“共同富裕”能否成为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推力？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是，能否真正实现，依赖于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到底定在哪里，定在最优点附近的话，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彰显，资本利益能得到保障，员工收入和福利也能让大家充满干劲和安全感，同时也不会有太多搭便车的，不会有某些福利国家的社会弊病，但这是很难的。
不管是组织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归根结底都是悖论整合，在悖论中曲折前进，形象地说，如同在一条迷雾重重的山路上开车，方向盘有时向右多打一些，有时向左多打一些，或者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从更功利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想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一定是消费低迷的社会，是消费无法升级的社会，也是无法带动“专精特新”、无法让企业做大做强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10%的人拥有超过50%甚至60%以上的财富，靠他们的消费是无法带动社会发展的。中国现在有4亿中产，如果2035年有7到8亿中产，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大关，那么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有了海量消费市场，中国企业才有更多的钱可以赚，其他国家才会更加依赖中国，更加无法离开中国，那时中美之间的竞争会达到一种更加稳定的平衡状态。所以，国家最近也在提出建设几个世界级消费中心，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等。记者：您有个观点：在日本，算盘和《论语》是结合在一起的，道德和经济可以合一，义利可以合一。但在互联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日本公司的道德观很多时候流于形式，乃至有对一边曝出负面消息、一边鞠躬道歉的“躬匠精神”的调侃。您认为哪种看法更贴近现实？您对新时代中国商业的义利观有何期待？
赵向阳：我第一次听说“躬匠精神”，我不了解这是否是真的。从文化角度来讲，社会是有价值观（social values）和习俗（social norms）。习俗就是日用而不知，就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规范性的习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塑造力量。
整体来说，德国、日本都是非常典型的拥有高水平商业伦理的国家，属于高信任度社会。没有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和外在法律制度的制约，就难以发展繁荣的市场经济，充斥市面的只会是坑蒙拐骗、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短期导向等。英国的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之前，写过《道德情操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一手《论语》、一手算盘，致力于义利合一；德国更有马克斯·韦伯撰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探讨宗教道德如何对资本主义的发动机添油加火。这都是商业伦理成为市场经济先导的例子。至于你问我，对新时代的中国商业的义利观的期待，我想谈三点：第一，企业经营从单纯的赚钱谋利和股东利益至上，转向利益相关者导向。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前在管理学中是一个边缘性理论，现在应该成为管理学的中心性、基础性理论；第二，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经济责任是底线，是必须的，在承担强制性责任的基础上，也主动想想可以承担哪些非强制性的、自愿的社会责任，例如环保、碳中和、精准扶贫、救济弱势群体等；第三，企业社会责任或者现在流行的ESG（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公司治理）最好建立在企业核心能力的延长线上。我一直认为，能用商业的方法解决问题，就用商业的方法解决，不能的话，再用公益的方法来解决。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腾讯在游戏等方面常常为人诟病，但是，它也是一家政治智慧很高的公司，也是一家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公司。今年4月以及8月，腾讯先后推出了两个500亿的可持续社会价值专项计划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其中很多项目都在尝试解决利益相关者理论覆盖的众多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美好的商业社会，美好的商业社会是建立在美好企业的基础上的。美好的企业有底线、不作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创造多层次的价值，而不是转移价值或者毁灭价值。记者：您认为中国管理学界“需要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谓‘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转向强调国家文化和制度特点，以诠释学和批判理论为导向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复活‘士’在道德良知上的角色功能。”的确，旧中国的政经秩序、文化体系内是有“士”的传统，但这种道德良知的角色，是“士”的自我标榜呢，还是社会赋予“士”的呢？当下的“有志之士”该如何建构本群体承担道德标杆角色的大环境呢？第一，在我看来，“士”的道德良知的角色，既是自我标榜的，也是社会赋予的，两者互相建构。社会领域有非常典型的“自我证验预言”。第二，儒家有两套道德系统，一套是针对君子的，也就是“士”；一套是针对小人的，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类人。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是更高的，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传统社会秩序“士农工商”中的“士”的文化程度，在1949年之前是最高的。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传统的“士”沦落了。第一，商人、企业家从“士农工商”的最末端走到了聚光灯下，既有钱，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上完中欧长江，又上北大清华，乃至去国外游学，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有见识的群体之一，很多人拥有领先的商业思想。美国国际管理学会主席陈明哲教授寄望他们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商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尤其是思想的系统性太差，加上有的人辨识能力太差，容易跟风动摇。第二，现在大学里的学者已经很难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学科不断细化分类，很多学者只是某个非常狭窄的领域的专家，缺乏通识和通才。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在现行体制下，学者普遍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有的人深受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容易右，甚至为右而右，也有少数人比较左，甚至伪装成左。很少有人能做到中道，能深入客观地研究，能不偏不倚、在大多数时候既与政府和企业同向而行、又保持相当距离、保持清醒反思甚至批判意识。至于你说的管理学的研究范式问题，这个比较专业，简单地说，就是主流管理学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走入了实证主义导向的、琐碎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更很少见到强烈的批判性研究（这需要基于强大的想象力、道德、勇气和远见），学院派的管理学研究几乎已经失去了对管理实践的指导能力，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了两张皮。如果中国管理学界不摆脱这种研究范式和学科评价体系，那么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总结和对未来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定会微乎其微，有了不多，没了不少。赵向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于波女士在给编辑李文重先生的微信里评价说，“赵老师是有思想、有态度的，在今天，这种学者品质难能可贵。”事实上，“有思想”在当下社会里是被部分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但是，“有态度”则不然，因为“有态度”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判断和抉择。说一个人“有态度”，是需要他经历考验的，尤其是考验他在面对看似坚如磐石的现实时，能否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做到知行合一，这往往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位我最尊敬的师长私下评价我的观点属于“中间偏左”。的确，我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观点是“中间偏左”，常常强调产业政策，看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分配公平；但在个人事务上，我属于“中间偏右”，常常强调个人自由。这或许是出于一种个人牺牲和奉献精神。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有安全保障的生活，比口舌之争的言论自由更有价值，但一个尚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应该追求危险而没有边界的自由。中道最难。没有极左和极右，怎么能彰显中道的可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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