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词决定中国经济未来

2024-09-07

文章转载自"北大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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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5字 | 8分钟阅读

来源 | 秦朔朋友圈（qspyq）文 | 秦朔

这篇文章要谈的，是经济体制问题。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缺一不可，整合为一，形成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经济体制。

三中全会还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显然，在所有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牛鼻子”。

市场经济

一国的经济体制（system/structure），是指配置经济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协调经济关系的机制与方式的总和。

对经济体制，可以从所有制与分配形式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角度理解，还可以从决策、信息和动力的角度理解。

最后这种角度（Decision, Information, and Motivation，DIM法）认为，经济体制的本质在于决策、信息和动力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如决策权是集中还是分散，信息流通是纵向还是横向，动力结构是正面激励还是负面激励。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年10月，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新的要求？

总书记在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那么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呢？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还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同时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总书记也讲过，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社会主义

接着，来谈一谈社会主义。

总书记很早就说过，永远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等等。

就大众的普遍理解，社会主义更多是和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会议指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这些话的精神实质，我体会有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要靠发展去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靠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人人参与发展，也就是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最近几年，社会上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有一种不断弥漫的看法，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那么社会主义，所以要矫正和整顿。

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本就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孕育成长的；其次，不是说市场主体、市场秩序不存在问题，不需要矫正，而是说，过去这些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得到了极大体现。

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截至去年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34亿人，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在99.9%以上；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1亿人、2.43亿人、2.99亿人；
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年年上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2024年也按照2023年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予以上调；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和公共服务相关的各种设施都有巨大改善，而且像公园等大量服务基本趋向于免费；
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在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上，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远远小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拜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之所赐。

我在基层调研时，去过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如西部某地级市的财政收支情况可以这样简约理解：挣1块钱，花11块钱，9块多花在民生上。能实现收支平衡，主要靠上级补助（占大头）加上发债。这样的情况正越来越普遍。我自己身边不少亲戚朋友，现在都是离退休的爷爷奶奶资助就业难的孙子孙女，我称之为“社会主义补贴市场经济”。

去年夏天我去神农架，和本地一位年轻创业者交流，写了一篇文章（《信心从何来？——“如果这就是命运”之四》），结论是，神农架林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起了极大作用。如公路修到了村镇，高铁站开通了，旅游发展了；经营成本很低，盖民宿是在宅基地上，没有土地出让金，小微企业每个季度有30万元免税额度，投资装修酒店，银行可以贷款，也不需要抵押，其中40万远是政府贴息贷款，疫情期间小微企业2年期20万元贷款免息，政府来贴。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即扶助欠发达地区，扶助小微。

而市场经济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让人有些担忧。在充分竞争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所谓“高净值人群”甚至“首富”们，这些年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特别是在越来越细密的监管和倒查之下，总体看压力与挑战很大，可谓风雨绵绵。为什么高校毕业生那么热衷考公考编？稳定啊，不像在市场之海里那么难。

所以，今天真的不能再随便说，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老板带来的，“资本家”带来的。事实是，大量市场主体已经很卷、很累、很忧虑，财富缩水也很厉害了。

这里，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体现？

除了中央加强了对“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的重视与落实，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积累了比较多的物质财富，有了一定的家底。基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过去地方政府的土地也才能源源不断地“变现”，进而支持各种建设和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了政府在国民福祉方面的支出空间和支出能力，更好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年疫情的冲击，很多地方的家底都空了。我就听不少地方政府反映，他们多年的积累，经过疫情的消耗，又缺乏补给，基本都没了。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目前的现实，而被社交媒体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声音所干扰，那么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动能就还是上不来，我们的物质基础就会被侵蚀，最终也会拖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

高水平

最后谈谈高水平。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体制。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何谓高质量发展？中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我完全认同也一直在调研和弘扬高质量、高水平的案例，但我始终认为，高水平、高质量不等于少数高精尖产业，一般消费、一般制造、一般服务也存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可惜在现实中，很多部门的做法带有过多、过度的选择性。

前不久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年轻企业家，做的是互联网营销，是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的代理服务商，企业很有创新活力。他创立的公司原本已经在IPO排队了，结果被“无理由劝退”，意思是你们互联网企业就不要考虑A股上市了。他对我说，我就认了，可是我有一个同学，办了一个很牛的创新企业，做360度全景相机、运动相机、手机稳定器、视频会议相机等产品，利润很好，在全球卖的很好，也上不了市，就真的有点不理解。

这家企业叫影石创新，以VR及全景相机起家，2017年切入运动相机市场，有消费级和专业级两条产品线。2020年7月，影石创新接受中信证券辅导，2020年10月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2021 年9月通过发审会，2022年1月提交注册，但至今没有等到监管批文。

8月中旬，影石创新创始人刘靖康在朋友圈发文，就公司IPO过程中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澄清，并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公道定性。他强调，公司与敏感股东无利益输送，也非隐瞒入股，“我不求批文，仅求公道定性”。

我问上海这位企业家，影石创新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据说当年有一位离职的证券监管人士入股过。而刘靖康表示，敏感股东非审核岗，入股时出价最高（比深创投高 50%），无利益输送；非隐瞒入股，《规定》（即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2号》《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监管规定（试行）》等规定）是IPO申报后半年才出的，在《规定》出后一两个月内已给监管提交专项核查报告。

这样的事情，我在日常采访中也听到过不少。我们一些部门，对“正确”的要求越来越极致，结果是，大量市场主体，哪怕是非常优秀的创新企业，会因为被挖出的“芝麻”，导致整个“西瓜”被拖累。

就影石创新的情况，我请教了监管方和交易所相关人士，得知影石创新仍在IPO序列中，且监管方也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努力防止误伤。这令人欣慰，说明行业监管部门面对新兴产业、新兴公司，也在想方设法促发展。不过这么久都没有批文，企业也不怎么想上了。

前不久我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讨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提到了另一个例子。他说，中国的医药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药的开发需要密集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而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非常充沛。

曾经有一段时间，医药行业每年有800亿元的风投资金投资到原创药，现在只有200亿了。原因是，“在集采定价后，药价很低，开发新药不可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新质生产力存在，但是发挥不出来”。

他说，“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想想，在生产关系上有哪些是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尽量去把这些障碍消除掉”。

真的，千万不要搞成，每个部门都用他们所理解的“高水平”标准，像超强探照灯一般，唯恐哪里没有照的一清二楚。最后，是清楚了，但是市场主体干不下去了，不想干了，那么会不会“空空如也”？

什么是高水平？从监管角度，就是国家反复强调的，“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我看来，在合规前提下，给市场经济多一些空间，给市场主体多一些关切，多一些出路，让内生动力起得来，让市场活力起得来，这是最大的高水平。

最后我想说，中国非常适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俗世信仰、奋斗精神所决定的。

我们既要用市场经济去激活社会主义，也要用社会主义去平衡市场经济，还需要法治化的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我们既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同理心，也要在社会主义的贯彻中引入市场经济的绩效评估和效率观念。市场经济前面需要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社会主义后面也需要市场经济这个后缀与标准。

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共同进化、演化中，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达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而从根本上，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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